记者洪晓文、实习生赵佳奕 深圳报道
今天这篇文章，想写给所有想当妈，计划当妈，但又有些焦虑、害怕的女孩。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今年的主题是“新深度唤醒”（Awaken New Depths），旨在提醒公众海洋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预测数据，预计到2030年，全球海洋产业将吸收4000万人就业，全球超过10亿人口摄入的蛋白质也主要来源于海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实现99097亿元，比上年增长6.0%，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高0.8个百分点，海洋正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来源。
海洋经济如此重要，但日益加剧的海洋垃圾、溢油污染、海洋酸化、过度捕捞等全球性海洋问题，也在制约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协同开展全球海洋治理的需求应运而生。围绕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发展海洋经济的理念与路径创新，在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与世界 2024 年研讨会”上，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郑永年认为，古往今来发达的海洋国家和城市大多通过制度创新与改革，孕育出了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而这样的精神文化又奠定了规模化发展海洋经济的社会基础条件。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海洋治理问题，他提出大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全球提供更多海洋“公共产品”。
培育开放的海洋精神
《21世纪》：相比陆域经济，你觉得海洋经济具有什么显著特点？
郑永年：海洋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最传统的海洋经济是渔业。以前农业时代，陆地以及其承载的人口规模很重要，因为当时财富主要来自于土地跟人口。
对于欧洲而言，横亘于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成为了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最直接且便捷的海上通道，缩短了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的距离，海洋航运的兴盛使得世界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人们将国际海上贸易的模式和方法概念化、理论化，就形成了国际法。
内陆国家也离不开海洋，虽然有航空和陆运的方式，但由于海运成本远低于前两者，考虑到国际运输成本，这些国家仍然需要寻找出海口。所以，如毗邻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等，依靠海洋的国家和地区就很容易发展起来。
然而即使是海洋国家，其发展成效归根结底还在于国家制度。东盟十国大多是海洋国家，但是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所以海洋也并不是强国的唯一的要素，还是要发挥制度优势。有些国家因此形成了开放的海洋精神。陆地强调边界，而海洋是相对开放的。
《21世纪》：然而相对开放性也导致全球海洋治理现在面临诸多分歧和挑战。
郑永年：是的，海洋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可以被视为一项国际公共品。那么如何维护好这项国际公共品，避免海洋垃圾、过度捕捞等，就成为了当前国际社会争论的一项重要议题。以海洋渔业为例，若一国在鱼季节性洄游至该国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时候进行大肆捕捞，那么其他国家就没有可持续的渔业资源了。
所以现在各沿海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了禁渔和休渔等措施，而这是需要全世界共同行动的。由于每个国家都希望优先考虑其本国利益，但每个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的优先级不同，因此采取一致行动是相当有难度的。比如，海平面上升导致国土消失是南太平洋岛国等低地国家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挑战，然而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并没有这么紧迫，就导致了全球治理谈判中的分歧。在这方面，海洋治理与气候治理有着同样困境。
全球海洋治理需要大国承担更多责任
《21世纪》：如何应对全球海洋治理中国家间的这些分歧与不平等？
郑永年：小国在全球治理中往往是缺乏力量的，难以凭一己之力改变现状。以气候问题为例，中美两国加起来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约40%，如果这两个国家不就此开展密切合作，那么其他国家能做的将非常有限。海洋也是如此，由于海洋环境问题的流动性，太平洋岛国几乎没有独立开展海洋治理的能力。所以海洋治理中，大国必须承担更多责任。
在此方面，小国不得不“搭便车”，当然同时也需要付出努力，例如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呼吁。如果大国之间能就海洋治理的相关问题产生共识，哪怕是最低共识，小国也将更容易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人类科学知识积累到今天，其实完全有能力对海洋保护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地缘政治冲突和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共识越来越弱。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地球的居民，保护海洋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21世纪》：大国之间比如中美，开展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有哪些路径？前面提到的分歧多、共识少的情况能否避免？
郑永年：根本上是要避免过多谈政治和意识形态、过少交流合作实务的情况，不能只看到竞争而忽略可以合作的领域。以环境污染为例，欧洲国家较早地完成了工业化并在此过程中曾制造了大量污染，如果说欧洲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是非常合理的。但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否则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走“先破坏后治理”的道路，那么地球环境就岌岌可危了。
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是有远见卓识的。目前中国人均GDP约1.3万美元，距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万美元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中国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然非常超前，并已在各行各业落实推进，这体现出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另一方面，当我们谈论中国14亿人口的现代化时，要意识到这并不仅仅在于强调人口多以及难度，而是隐含着消费能力和资源消耗水平的问题。尽管每个国家都要追求GDP增长，毕竟这是一国富裕水平的标识，但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一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那么几个地球的资源可能都不够人类消耗。海洋经济和绿色经济，本质上是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沿海城市发展海洋经济需要更多想象力
《21世纪》：你怎么看待海洋经济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郑永年：海上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颠覆性技术，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一些奠定经济增长基础和就业的传统产业。因此要将传统产业和新兴科技相结合。例如在渔业生产中，根据鱼群习性特点等科学知识，渔民可以更科学地制定休渔和捕鱼规划，使其更科学更符合生态和经济效益，这也是海上新质生产力的一种体现。
与此同时，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技术进步，也包括制度进步，让人跟自然之间更和谐。新质生产力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使人幸福，要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为遵循。因此，要不断通过制度建设和优化，来建立公平和幸福社会，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21世纪》：中国沿海城市众多，你对于各沿海城市的向海发展有哪些建议？
郑永年：首先我们要厘清何为海洋城市。并不是说在海边的城市，就能被称之为海洋城市。海洋城市是一个复合体，不仅要发展海洋经济，更需要具备开放的海洋精神。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人们把房子建在海边却并不打开向海的门，即使地理上具有临海属性，它也只能归属于陆地经济活动。可以说，中国城市发展海洋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北美地区沿海居住的家庭中，拥有“私家船”的比例是相对较高的，居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亲水、亲海的生活习惯，擅于使用水上工具进行通勤或文体娱乐活动。这为当地发展游艇游船等海洋产业链提供了深厚的社会人文基础。
我认为中国沿海城市如广州、深圳、青岛等发展海洋经济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最放心的线上配资，但目前亟需个人、企业、政府去开拓，尤其是地方政府需要提升海洋观念，不断优化政策制度，可以研究探讨进一步适度放宽海空领域的限制，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低空+海洋”经济中，创造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所以沿海城市发展海洋经济需要更多想象力，例如，上述经济发达的城市如何通过发展新的海空消费场景，挖掘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